此外值得注意的是,该剧也尝试着用人物形象触及改革开放年代的独特时代背景,展现人物在大时代下的不同选择。剧中,王宪平是循规蹈矩的转业军人,杨大山则是灵活变通的流氓混混,这两种形象可以说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代表,俩人的矛盾实际上是一个贯穿该剧始终的隐喻。不过,影片并没有展现出太多改革年代跌宕起伏的一面,反而显得十分温和与柔软。例如,剧中的“小叔”王宪安作为循规蹈矩年代里的异数,早年便闯荡深圳、探索个体经济,堪称时代的弄潮儿。但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后,他最后选择回归家庭,开起了炸鸡店,过上了安稳的余生。在《我们的日子》里,面对理想与现实的抵牾,家庭是最终的归途。曲作家孟文豪参加了4次原创作品行动,去过湖南、四川、湖北等地。去年,他跟随文联来到贵州省黔西市。“我看到了很多当地的民俗,第一次听到苗族的多声部合唱,对我很有启发。”孟文豪在创作《足迹》的时候,就运用了黔西的地方音乐元素。“每次到基层都是很好的学习机会,给予我创作的源泉。”孟文豪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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